在《史記》之前與之后，如何看待歷史、歷史包括什么、歷史可以給我們什么，是徹底不同的。按司馬遷的態度，歷史不是一堆“What”，重要的

我們今天要讀《史記》，首先會遇到兩個問題：為什么讀？用什么方式讀？

“史識”與“史觀”

和所有中國傳統經典一樣，《史記》是在與我們不一樣的環境及時代中產生的。經典最簡單的定義是“經過時間淘洗后存留下來的古書”，久遠之前的人們面對不一樣的生活環境和課題，將他們思索的內容寫成文字，然后一代一代傳下來，成為經典。較之同時代的書籍，傳統經典可以使我們離開有限的視野和熟悉的現實，感受不一樣的人類經驗。當然，能夠留下來的經典不僅在時間上古遠，還包含了一些經過不同時代、不同社會反復檢驗的共同價值。這些可能是人類共同的遭遇或命運，也可能是不同世代累積下來的共同智慧。

此外，今天我們讀《史記》，還可以學習司馬遷看待歷史的態度，以及書寫歷史的方式。在一般的教育體制下，從課本里學到的往往是一堆固定的事實，往往讓人以為歷史就是什么時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。用這種方式學習歷史會有兩個嚴重的問題：第一，我們以為歷史都是拿來背誦的，而為了應付考試背下的這些事實，絕大部分都會在考后迅速遺忘；第二，我們很難去思考究竟可以在歷史中學到什么，尤其是與現實相關的智慧。

司馬遷不是用這種方式看待歷史的。在讀《史記》時，我們首先要了解司馬遷的“史識”。單純看數字，《史記》有130篇，多達52萬余字，是一部很龐大的書。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，《史記》橫跨幾乎3000年的時間，把中國發生過的所有事情、曾經存在的人、累積下的經驗，只用這52萬余字來記錄，可以說是極為精簡。司馬遷在處理3000年來所發生的事情時，他在用一種清楚的意識，一個衡量歷史輕重厚薄的標準，去判斷到底應該把什么寫進來，把什么排除在外。這樣的選擇標準用我們的觀念來說就叫“史識”。

“史識”與“史觀”密不可分。當我們認為歷史就是一些固定的事實時，就沒有史觀存在的空間，即不管什么樣的人來寫，歷史總是那堆東西，不管是張三還是李四來寫，都不會寫出不一樣的東西。但是，歷史如果真是如此，就沒有史學存在的必要，也不可能比較什么歷史書是好的，什么樣的歷史學家比較杰出。

“如何”與“為何”

歷史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實，而是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，或者進一步說，是解釋“如何”及“為何”，這是與我們當下學習歷史的態度差異最大的地方。按司馬遷的態度，歷史不是一堆“What”，重要的是“How and Why”。在個人層次上，一個人為什么會用這種方式講話做事？作為一個群體，彼此行為之間的互動會產生什么模式，他們為何如此？某些事情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？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又選擇何種手段？這些都在歷史里，也是我們理解、研究史學時最重要的挑戰。

當我們以這樣的視野和方式去整理豐富龐雜的史實，就會對人類行為有一個合理的解釋，從而碰觸到普遍的人類經驗，真正做到以古鑒今，讓歷史對當下現實有所幫助。司馬遷在著作中清楚地展現了這種歷史態度。他用了幾個重要的觀念解釋《史記》的目的。

首先是“究天人之際”。簡單來說，在解釋歷史上人的行為、判斷是非善惡時，必須區分這是不是意志可控的事情，有些東西人再怎么樣努力也無法改變，比如說像命運般龐大的東西，或者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限制。要公平地評價一個人，從他的行為因果中得到智慧，就一定要區分“天”與“人”。司馬遷講的“天”指龐大的背景，是與個人努力無關的部分，而“人”就是一個人如何思考、如何選擇、如何作為，在最后如何承擔責任。

司馬遷還告訴我們，要好好在歷史中學習，就要“通古今之變”，即在時間之流中，不僅要看單一事件的來源、發生、變化，還要把眼光拉高，看長時段里的人在集體行為中如何運用權力，組構社會，進行交易。這類集體的行為，在更長的時間周期里就必然有一種特別的模式，在司馬遷的語言里，這個模式就叫作“通古今之變”。這個概念的重點在于“通”，即它不是個別事件的解釋，而是能夠歸納的、更明確的模式。我們掌握之后，不管是看待古人還是分析今人，都能夠有一種超越時間的眼光。

能夠在歷史中“究天人之際”“通古今之變”，也就彰顯出司馬遷另一個巨大的野心，即“成一家之言”。這仍然與我們的歷史觀念不一樣，歷史怎么會是每個人說來都一樣呢？對司馬遷來說，如果你說不出“一家之言”，提不出自己的獨特看法，比如周代怎么瓦解、秦始皇如何統一六國、漢武帝如何改造漢朝，就根本不配做歷史學家。寫歷史就要寫到“成一家之言”，不能人云亦云。

命運與人

所以，我們今天讀《史記》，就是學習如何解釋歷史，如何在其中區分出命運與人的意志，在歷史里看到更加龐大或長遠的模式。這些與我們今天對歷史的觀念差距太大，必然會給予我們很多刺激。

認識《史記》有若干種方式，包括如何理解它2000多年來在中國史學和文學上的特殊地位。從史學角度來看，中國人的歷史意識在早期就已經很發達了。中國的歷史在周代發生重要轉折，直到20世紀我們才比較仔細地掌握了周之前的商代文化。從文獻或考古資料上看，商代的文化非常奇特，它背后有著一個神鬼交錯的世界。在商代人的意識中，現世活人所在的世界與死人或者靈魂所在的世界交錯。我們看不到、觸摸不到后者，但可以通過各種渠道，包括靈媒或動物，跟它來往。那個世界就在生者身邊，與生者沒有截然的差異。所以我們會在商代文化里看到很多溝通天地的精巧描繪。

不過，自從西邊的周人崛起后，這種文化就有了很大的改變。在公元前12世紀到公元前11世紀之間，周人翦商成功，建立了新的政權，同時帶來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。新的政治制度叫作封建制度，新的文化就依附封建制度而成立。封建制度來自親族系統，換句話說，它的核心概念與精神最看重自然的親族關系，作為父親、兒子、叔伯、侄子外甥，你是什么樣的身份，在一般的生活禮儀乃至政治權力上就做相應的行為。由此，我們認識的中國歷史與文化才真正浮現出來。

周人這種價值觀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需求，即必須保留宗族系統的記錄，使第二代、第三代乃至更久之后的人們仍能清楚每個人與其他人的親族關系，這就要依賴記憶，而人的記憶沒有那么可靠，自然必須依賴記錄了。

在中國上古的考古資料、金石資料里面，青銅器的用法在商代到周代之間明顯出現了很大的變化。在商人那種鬼神世界中，青銅器是人與非人世界的交流工具，所以鑄刻了以動物為主的各種紋飾。我們可以想見，在儀式中，鼎或者其他青銅器里焚煮東西的香氣、煙往上傳，商人相信這樣就可以與住在上面超越現實世界的祖先進行溝通。

周人從商人那里繼承，甚至應該說“偷”來鑄造青銅器的方法，但是他們鑄造的青銅器的重點特征改變了。商人青銅器表面華麗復雜的藝術性紋飾，或者說功能性的神鬼交會的紋飾慢慢被忽略，取而代之的是銘文，即把文字刻鑄在青銅器上。為什么要在青銅器上寫字呢？我們要看到青銅器銘文的固定形式。青銅器銘文和周人發展出的其他記錄方法，都是為了讓這種關系，以及圍繞這種關系所需要的經驗永久保留下來。在此開始誕生中國非常強大的意識傳統，也就是大家經常聽到的，在世界各種文明中，中國人的歷史意識最發達，歷史記錄最完整，這部分來自周人在建立封建制度過程中，功能性地保留了這些資料。

但是這種意識在功能性作用之后發生了各種深化、變形，其中最重要的階段在春秋時代，這時出現了《左傳》。原來只是為了把人與人的關系、與禮儀有關的部分記錄下來，現在則進一步出現了特殊面向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教訓。換句話說，從《左傳》開始，如果不學歷史，不去繼承自古以來流傳下來的經驗，生活就會變得危險而艱難。不知道前人遇到了哪些事情，他們用什么方式去面對，又如何解決，與懂得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人相比自然遠遠不如。從這里開始，東周歷史的記錄進入王官學的系統里，變成了貴族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
從這個脈絡看下來，到了漢朝，我們才能夠了解，司馬遷的《史記》是這種傳統的集大成者。《史記》是一部通史，也就意味著是人類有意識、有經驗以來的總和。通史是時間的完整呈現，司馬遷要從開天辟地、人怎么來、人的社會怎么來、人的歷史怎么來開始寫起。通史不會有真正的終點，因為時間要繼續流下去，不過在現實上，司馬遷只能把歷史寫到自己那個時代。這件事情本身的意義非常重大，因為這是中國歷史意識的一次提升與突破。在這個時候，歷史取得了一種整體性，不再是一塊塊、一段段的。一個人一輩子發生了什么事，或者稍微長一點，一朝一帝或者從一個家族的建立到滅亡，這都是一段一段的歷史。我們有看待這些片段的眼光，但司馬遷用他的著作讓我們認識到，當我們把歷史當作一個整體時，所看到的歷史、從里面學到的內容，以及因此認識到的世界與道理，是完全不一樣的。

所以歷史有不同的意義，最淺顯的諸如昨天的事情教會我們今天怎么面對現實，而深邃的哲學性意義則要把歷史作為總體來掌握和理解。從這個意義來說，司馬遷在中國歷史意識的深化上厥功至偉。在《史記》之前與之后，如何看待歷史、歷史包括什么、歷史可以給我們什么，是徹底不同的。至少從這一角度，司馬遷不但寫了一本書，而且改變了中國文化，他的方式直接建立在中國文化最核心的一個面向，即如何看待歷史上。這個態度是由司馬遷建立的，此后無論誰進入中國文化、進入中國歷史，都無法遺忘。